电视诗歌散文之匡老先生

广告录音录音文案 2020-06-05 08:20:11 250 诗歌散文老先生电视

    清明节到了，我觉得无论如何我都得静下心来为一位才辞世不久的老人写点什么。这位老人就是被郭沫若先生称颂为“新民歌旗手”的匡荣归先生。
      匡荣归先生是湖南省邵东县黄陂桥乡杉树坪村的一位农民，但他绝不是一位普通的农民，除了在诗歌上的建树外，他还是一位一生充满传奇、充满浪漫故事的地域名人。
      第一次听说匡荣归老先生是在我读小学五年级时。那天几个老师在操坪闲扯时说起他的故事，当时老师们并没有说他的本名，而是称他为匡癫子。那天我听到的故事有两个。一个是说他用家门口沟坑里的渠水煮饭吃，而且穷得吃饭没菜，当别人讥笑他吃光饭时，他反说别人把饭菜同时装进肚子里乱七八糟的一窠糊，称自己只吃饭不吃菜才是白白净净的清洁饭。第二个故事是说他做乡村老师时，大队干部要他参加劳动犁田，他牵着牛，布鞋不脱就直接下到了田里，大队干部见他穿鞋下田，严肃批评他糟蹋了布鞋。对此，他反问大队干部，是读书人值钱还是布鞋值钱，并批评大队干部让他这个大诗人犁田，才是更大的糟蹋。从那以后，大队干部便不敢再叫他下地干活了。听了老师们讲的两个故事，当时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癫子，只不过是那种很好玩的癫子。
      从老师那听到匡癫子的故事后，有关他的故事便时常会听到。说他故事的人有老师、有干部、有农民、有工匠，更多的是文化人。从这些零碎的故事中，匡癫子的形象在我的心中渐渐变得立体起来。也知道了他的本名叫匡荣归，是个生性放荡不羁的农民诗人。
      匡荣归是一个弃儿，据说是一个黄花闺女所生。因怕丢脸，一生下来就被生母家人丢弃，被养父养母拾得带大。都说私生子聪明，不管此说法有无科学性，但匡荣归确实从小聪明过人。他三岁能识字，四岁能吟诗。他八岁那年因调皮犯事，父亲要教训他，一邻居对他父亲说，都说你儿子聪明，我看不如你出道题给他做，如答得好，你就别打他，如没答好，你再打他不迟。其父同意了邻居的请求，便指着地上的一大群鸡问他有多少只鸡。面对东奔西跑的鸡群，匡荣归根本无法数清，但他还是回答了父亲，称是两只。其父见那么多鸡他却回答只两只，立即拿起棍子要打他，匡荣归连喊父亲且慢，然后正色解释说，地上的鸡除了公鸡就是母鸡，所以才说是两只。见儿子如此解释，他父亲和邻居相视一笑，便把棍子远远地丢在了一边。
      在受过教育且精通韵律的养母影响下，匡荣归从小就疯狂地爱上了民歌和旧体诗的写作，上世纪五十年代达到了创作的巅峰，一次就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12首新民歌。其中《我来也》成了中国当代新民歌体诗歌的代表作，被编入小学教材。郭沫若先生读了他的诗后，亲笔给他写信，称颂他为中国新民歌的旗手，并把他的诗推荐给了毛主席看，毛主席读后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的匡体诗有奇妙的构思，有准确的比喻，有鲜明的形象，有大胆的幻想。
      匡荣归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狂人，他常说，李白的诗不如他，说自己敢说“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而李白却不敢！称李白斗酒诗百篇，他却能坚持“日作三百首，抒笔敢超千古才”。正是这种狂妄，使他一生少友，生活多桀，三次因文罹祸，蒙冤入狱。上世纪六十年代，湖南省群艺馆《工农兵文艺》杂志社看中了他这位农民诗人，想请他到杂志社做诗歌编辑，当杂志社的同志登门请他时，他却关门不见，写了一幅上联贴在门口，要人家对上了下联他才肯见，陪同杂志社一道来的地方干部见状，只得说他是一个疯子才给了杂志社的同志一个台阶下。也就是从这件事以后，他在当地有了“匡癫子”这个别号。
      我认识匡荣归是1977年。那年我和现任湖南广播电台副台长的李玉成成了高中同学。李玉成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湖南著名的青年诗人，他和匡荣归是同乡，匡荣归算是他的诗歌启蒙老师。在李玉成的引荐下，那年秋天，我怀着十分虔诚的心情，背着十斤大米，走了十几里山路，第一次见到了这位神奇的老人。在他那间年久失修、破烂不堪、自诩为“天野草堂”的破旧老土砖屋里，蓄着白色长胡须，一身散发着很重异味的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不厌其烦地和我们两个高中生谈了三个多小时的诗歌。那次相见，除了感觉他对诗歌的热爱与执著，也看出了他性格的狂妄。从那天开始，我便跟着李玉成一起称他为匡老先生。
       从部队退伍回来我做了县广播站的编辑，除编采新闻外，我还负责编排一个《邵东文艺》的专题节目。因为这个节目，我和匡老先生接触自然也就多了。匡老先生一生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没有孩子，晚年的生活只能靠稿费和别人资助，过着饥一餐饱一餐的日子。我做编辑后，因和这位老人有着特殊的感情，经常会从他写的一大堆诗搞中选取一二篇播放，稿费会高出别人很多。当时的站长肖胜强也是个文化人，对匡老先生同样尊重有加，所以对我的这种“违规”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九十年代，我做了电视台长，因忙于行政事务，很少再写什么，和匡老先生的接触也就少了很多，但每年老人总要颤抖着背着一个破旧的黄书包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几次，他每次来，我都会给他些纸笔和少许钱。2003年，我调到邵阳市政府驻京办工作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老人家了。
       今年2月初，听说寄居流泽乡敬老院的匡老先生病危，我没有去见他最后一面。一位躺在病床上等死的耄耋老人，是我所不愿见到的，我希望我心中的匡老先生，还是我1977年初次见到的那位侃侃而谈、自命不凡的桀骜诗人。2012年2月8日16时，匡老生走完了他85年多桀的人生，永远地闭上了双眼。他最终没能成为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大诗人，且走得如此孤独与凄凉。但对于这样一个老人和他一生的故事，做为晚辈和朋友，我的心中，他却是永远值得怀念和一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