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件令人牵挂不舍的稀世之宝仅仅是几卷薄薄的纸，纸上也仅仅是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中国文字，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淳化阁帖》。《淳化阁帖》是北宋淳化三年“奉旨”刻制的集帖。它将历代宫藏的书法作品，特别是 “书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法帖，集中镌刻，拓印成集。
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的创立，最初都是为了记录语言。但是，纵观大千世界，在流传下来的这么多种文字当中惟有汉字兼具了实用和审美的功效，衍生出了独具魅力的书法艺术，这其中除了历代书家们的笔墨功夫外，和汉字本身的特点是否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呢？
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中国青铜器就已经进入了高度发达的时期。几乎是在青铜器产生的同时，一种兼有纪实和装饰作用的文字出现在了钟鼎之上。这种青铜钟鼎之上的文字，被后人称为“钟鼎文”。古人把青铜称作“金”，因此这种文字又被称为“金文”。
清代书法家李瑞清曾说：“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认为临摹毛公鼎铭文字体，是学习书法必不可缺的一课。
钟鼎文已经非常久远了，但是它依然算不上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这些线条后来被证实是中国可以辨识的最为古老的文字体系。由于这种文字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之上的，后人便把它称作“甲骨文”。
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剿灭了六国，结束了长期的诸侯割据局面，第一次统一了中国。当时秦国通用的文字书体有八种之多，秦始皇下令“书同文”，要求在全国使用统一的文字。丞相李斯在大篆的基础之上删繁就简，制定出一种比大篆更加简洁规范的文字，这就是小篆。秦始皇把小篆定为标准字体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李斯也因此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留下了姓名的书法家。
沿着古中国文字的发展脉络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传统书法的体例被依次划分为真草隶篆，其中的篆书就包括大篆和小篆两种书体。既然作为汉文字源头的甲骨文和钟鼎文都被划属大篆书体的范畴之内。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由此推断，得出这样的结论呢：那些刻在甲骨和钟鼎上的文字正是中国书法的开山之作。或者说，中国书法的产生就是伴随着古代文字的产生而同步出现的呢？
中国画研究院理论研究部副主任梅墨生:“这是一个历史上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它的争论就在于字体与书体是一回事，还是不是一回事。比如郭沫若曾经说过，在这个秦朝的时候，有秦朝的钟王颜柳，在战国的时候有战国时候的钟王颜柳，他说在甲骨的时候甚至也有甲骨时期的钟王颜柳。那就是说不同时期就有不同的书写家，或锲刻家，那他是把书体和字体合一的一个观点。但我认为呢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书体与字体是一回事，因为书法它是一个寄生的艺术，没有汉字这个母体没有书法的艺术。”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美术与书法系主任秦永龙:“作为一般的符号，它是不强调太多的变化，不强调构型里头或者是笔画里头有没有生命，我们就是说可以把它理解为文字的符号是一种无机的，一种机械的拼合，就像我们马路上看见的交通符号一样。那么，作为在这个机械拼合的无机的文字符号的上面进行加工，它才能升华出我们今天讲的真正的书法艺术。所以书法艺术是写字，但是不能反过来说写字就是书法艺术。”
尽管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观点，但是不可否认：在中国书法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甲骨文、钟鼎文是迈出的第一步，当之无愧地是中国书法长河的“三江之源”。
在秦朝通行小篆的同时，隶书在社会下层悄然而生。到了汉代，隶书取代了小篆，上升为主要通行字体。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史上一次重大的变革，它使汉字告别了已经使用三千多年的古文字，彻底摆脱了古文字那种象形的特点，所以汉代人称隶书为“今文”。
到了汉代末期，隶书向正书、行书、草书三个不同的方向演变，形成了中国书法最主要的三种书体，这就是文字史也就是书法史上著名的“隶变”。
如果说汉字自身的逐渐演变为中国书法展开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那么书法工具的逐步完善无疑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清代的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书概》中这样写到：“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一管柔毫、一张宣纸，就可以把人的精神性情清晰而又千差万别地体现在笔下的点线之中。以最简单的工具，直接的把握物我之真，万象之美。“天地万物之变动，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原来，书法艺术和书写者的人格性情就是这样紧镶密嵌地成为浑圆的一体——艺术成为人的具体意义和生动展示，人格性情成为艺术的最终目的和内在灵魂。这或许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答案。
带着这样的思索，让我们重新回到浩瀚的书法历史中去求证、去发现那沉寂千年的墨迹纸张背后灵动着的一副副鲜活的生命形象吧。
东晋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的三月初三，人们都要到郊外的水边踏青郊游，以消灾避祸。他们把这种活动叫做“修褉”。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约了一些文人朋友共四十一位，到兰亭溪边饮酒游戏，即兴赋诗。大家把这些诗作汇集起来，公推王羲之为诗集作一篇序文。《兰亭序》就是王羲之为这个诗集写的序文手稿。《兰亭序》叙写了兰亭雅集的盛况，抒发人生的种种感慨，文笔隽爽流畅，洒脱无拘。而王羲之的书作将晋人的精神风貌和气质神韵抒发得淋漓尽致。恐怕连王羲之也没有料到，他即兴写下的这篇《兰亭序》竟然得以“天下第一行书”而风流千古。
王羲之所代表的魏晋书法以洒脱飘逸的风采得到了人们的喜爱，而唐代书法则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征服了后世。
草书是最为简便快捷的一种书体，它只保留了汉字的梗概，书写起来草率急就。草书到了唐代的张旭手里，犹嫌草得不够，于是就创立了狂草。狂草最为肆意放纵，草到了极致。张旭的草书蓦地而来、飘然而去，令人眼花缭乱的飞腾作势，心手两忘地抒发心中的激昂慷慨，展示了他傲视一切的胸襟。诗圣杜甫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下笔落纸如云烟”。三杯酒下肚，在王公大臣面前脱帽露顶，用这种不拘礼法的狂态来面对生活，用这种微醺的狂态来创作草书，自然会使人联想到大诗人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那种张扬个性。
谈到唐代书法，还有一位对后世书法影响极为深远的书家，他叫颜真卿。颜真卿的家族一门显儒，诗礼传家。作为儒家经典著作的《颜氏家训》就是出自颜真卿的祖上一代名儒颜之推。颜真卿中年的时候遇上了“安史之乱”，在河北二十四郡俱已沦陷，大唐江山岌岌可危之际，平原太守颜真卿率先起兵，举起讨逆大旗，在“安史之乱”中，颜真卿一家有三十多个亲属在战乱中殉国，其中他的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和堂侄颜季明的牺牲最为壮烈。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颜真卿满怀悲伤地设酒祭奠死难的亲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那片震烁古今的《祭侄稿》。颜真卿用喷涌而出的激情，把原本一篇普普通通的祭奠文字写得这样奇崛雄健、浩气充塞，达到了超神入圣的境界，以至《祭侄稿》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颜真卿忠义节烈，舍生取义,他的书法也一如忠臣烈士，庙堂之气十足。书法本身是极具象征性的，看到颜体楷书，自然使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象颜真卿这一类的忠臣良将。后人评价说颜体楷书正像“关羽坐帐，正气逼人”。国人的视觉联想竟是如此丰富，居然把方块字和人物的形象联系起来。三国时期蜀汉大将军关羽，之所以能与孔夫子并称为“文武二圣”。就是因为在关羽身上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渗透着儒学的春秋精义。孟子说：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千百年来，在孔孟儒学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崇尚忠臣义士、道义节操的传统文化。关羽是忠义楷模、仁勇化身，这和颜真卿的满门忠烈、舍生取义是一脉相承的。颜真卿堂堂正正的楷书和关公那种威武不能屈的意象叠加起来，儒家学说的伦理道德就这样在一个个的方块字上显现出来了。
这是黄道周在狱中写下的诗卷，字里行间那一横一竖可以看出他在书写时的心境竟是如此的坦然从容，他一笔不苟地写着，看不出丝毫的胆怯和慌乱，人们从诗卷墨迹中感受到的只是凛然气节和心灵震撼。临刑前，黄道周破指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无论是官居宰辅还是长为布衣，无论是豪壮奇崛还是脂腻粉渍，只要是中国传统文人，手中都握着这幅笔墨，笔墨间流淌的不仅仅是百折千回形态各异的中国文字，更体现了一种千百年来磨砺而成的文人性格以及生命状态。中国书法的走向一直受到传统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影响，而决定中国书法基本风貌的首先是儒家思想。“书以明道”，这个“道”就是儒家学说中的伦理规范。
明代著名思想家、书法家傅山作诗告诫他的子孙，“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他提出的“作字先作人”的观点，就是说如果背离了周礼儒学，那么做人就是立不住脚的，这样的人写出字来也必然流露出一种“小人之态”，而这种低俗仅仅靠笔墨技巧是无法补救的。傅山告诉他的孩子们，在学习颜真卿书法之前，必须首先观看颜真卿是怎么说和怎么做的，就是要先学习颜真卿的做人。只要胸中有颜真卿那样的浩然正气，一管小小的羊毫也足以“气吞强虏”。
那么我觉得所以古代书法的那种精神性，最感染人的就是书写者的那个精神性，在作品里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激动人心、感人至深，让人千古人同此心的那种东西他们抓住了，我以为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灵魂，那是中国书法艺术最动人的因素。
书法艺术几乎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生命形式的例子不胜枚举。纸砚笔墨、梅兰竹菊装点起来的生活环境也成为文人书家们追求高洁意境的荣耀象征。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在他的《陋室铭》中就曾用这样的诗句来描述理想中的文人生活：“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以陋室的清贫的情境来反衬文人们所追求的精神家园的富贵高雅。正所谓“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说到鸿儒，宋代的大文豪苏轼自然是当之无愧，这位广学博才的大书法家谈及学识修养和书法的对应关系时，这样说到，“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书家如果学识浅薄、见识狭隘、学问不足，其书法是不可能达到尽妙程度的。苏轼本人就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富有浪漫个性和学问文章之气的书法家，他诗词文赋、书画音律无所不精。他的书法既有阳刚之美，又有书卷之气。苏轼广博的学识造就了他那种气吞万里的胸襟气度。观苏轼书法，就不由使人联想到他那“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恢弘与豪迈。
书法艺术发展到了今天，它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幅幅令我们无限追思和景仰的笔墨宝卷，更重要的是留给了我们一笔沉淀千年的思想和精神财富。站在它的面前，我们应该感到无限的欣慰和幸福，因为每当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我们都可以随时去瞻仰去体会那份古朴优雅和那份博大深邃。
无论是勤学苦练的求索，还是心手两忘的抒怀，无论是浪情恣肆的狂放,还是温文尔雅的内敛。中国书法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已经经过漫长的积淀代代相传，浸透在了民族久远的血液之中。透过那变幻万千的点线形式，我们似乎看到了那种沉浸于笔底，洋溢于案头的生命存在。
书法艺术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书法创作成为书家心灵世界的展现，传统文人们自觉地将书法纳入“正人心”的轨道，书法就成了地道的身心修养、人格完善的过程。虽然作为实用性书写工具的毛笔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作为中国艺术瑰宝的书法却保留了下来，它那独具的神韵、百读不厌的气质，至今依然令人倾倒、令人陶醉。千年书法的历史不仅仅是这独一无二的艺术形态的流传史，伴随着文人们的笔墨纸砚流淌千年的毫无疑问应该是那千古不变的翰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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